冯书云
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。那个年代,国家还不富裕,人才欠缺,十里八乡才有一个赤脚医生。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背着药箱走村串户,药箱上有一个显眼的红十字。这个掉了皮的合作医疗皮革药箱,一直跟随着父亲。从分来的土坯房,到我们自家盖的青砖瓦房,再到住进县城电梯楼。我小时候总爱趴在父亲的药箱上玩,里面藏着挥之不去的酒精和红药水味。药箱盖铜制的锁扣早就松了,扣上之后总要拍几下才能卡稳。掀开盖子,里面的隔板是父亲亲手做的,大大小小的格子排得整整齐齐,装着听诊器、银针、胶布,还有几个葡萄糖注射液瓶,瓶子里是分装的药片。标签是父亲用蓝黑墨水自己写的,字里行间露出端正与清秀。
那时候村子不通公路,最远的生产队离我们家有几里。从小我的感觉就是,父亲很少在家吃顿完整的晚饭,常常是刚端起碗,门口就传来乡亲们的呼喊:“冯叔,我家孩子烧得厉害,您快来看看吧!”父亲放下碗抄起药箱就走,油灯拉长了他的背影。那时候没有路灯,很快他就淹没在黑沉沉的夜里。只有药箱上那枚褪了色的红十字,在夜色里闪着温暖的光。
有一年冬天下了暴雪,积雪没过膝盖。王大娘半夜犯了哮喘,她儿子深一脚浅一脚摸来,敲响了我家的门。父亲连扣子都没系好,背着药箱就出了门。那一夜雪大风急,父亲摔了好几个跟头,膝盖碰得青一块紫一块。父亲来到王大娘家的时候,耳朵冻得通红,手也冻僵了。他搓了搓手和耳朵,马上给王大娘打上止喘针,又守到天亮,等病情稳定了才往回走。
我记着1974年的时候,县里组织了中草药学习班。我们家本来就不宽敞,四间房住了六口人。现在父亲又把采回的中草药全堆在家里,几间屋挤得满满当当的,有蒲公英、车前子、蒺藜等等。父亲总说:“中草药是自己采的,安全便宜。尽量为乡亲省点钱,一些常见的小病都用得上。”
做赤脚医生那几十年,父亲从来没跟乡亲们提过钱。看见有的人家里穷得拿不出药费,父亲就摆摆手说算了算了。赶上麦收秋收,父亲还给帮着干活的乡亲们免费送藿香正气水、创可贴;父亲还经常背着药箱在田埂上转悠,要是谁腰酸腿疼了,他掏出银针扎两下,立马就能直起腰接着干活。母亲那时候总抱怨,说父亲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工分,还把自留地给荒了。父亲总是挠挠头,笑着说:“乡亲们信得过我,我不能对不起‘赤脚医生’这四个字。”
后来农村合作医疗站办起来,村子里通了公路,乡里有了正规的乡卫生院。父亲虽然退下来了,却把那只药箱擦得干干净净,还是改不了老习惯。邻居谁有个头疼脑热,还是愿意来找父亲看看。父亲就背上药箱,戴上老花镜,给人量血压号脉,指点着去药店买药,可从来不肯收人家一点东西。我也劝父亲,年纪大了好好享清福别操心了。父亲摸着药箱说:“哪能说放下就放下,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不管啊!”
现在,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,但药箱还保存在储物间,像一位沉默的老者,数着半个世纪的风雨与星光。去年整理父亲遗物时,翻出来他的赤脚医生工作证和那张中草药培训班合影。照片上的父亲年轻英俊,白白净净的,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,笑得敞亮。我看着储物间的药箱,突然明白:那褪色的药箱里,装着的不是药,分明是一个赤脚医生大半辈子的良心和温暖。如今那只药箱还在,酒精和红药水的味道早就淡了。可每次我看到它,总能想起半个世纪前,那个背着药箱的背影,想起乡亲们那句带着乡音的“冯叔”。
那只带着红十字的药箱,是父亲的青春,是时代的印记,更是刻在我们家骨血里的东西:做人,要温暖,要扛事!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