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永康

在邢台文化史上，傅梅是一个值得被重新书写的名字。这位明代顺德府邢台县（今邢台市）的举人，生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卒于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一生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崇祯六朝。他以才气著称，政文兼擅，最终在清军攻陷顺德时捐金佐知府守城，城破殉难，被乾隆皇帝赐谥“忠愍”。然而，傅梅的诗文集《雉园稿》在清代被列入禁毁书目，使得他的文学成就长期未获足够关注。这部在乾隆年间侥幸存留的著作，历经300余年沧桑，如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依然有存本，也有幸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数字化影像可供查阅。

园名与园主：一位文人与他的精神家园

雉园，是傅梅为自己小园所取的名字。此地本有一园，名青凝园，是傅梅与其兄弟读书习业之所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其父傅来鹏去世，诸兄弟分居，傅梅得城中家产，“遂擅称园主人”。此后他屡试不第，又因母亲年高，遂决意暂辍公车，专心侍奉，将园子修整扩建，广植竹木，更名为雉园。关于雉园之名的由来，他在《雉园志》中有明确交代：园在城之南，又在其宅之南，按八卦方位属离方，《周易》谓离为雉，有文明之象；又《礼记》载士人执雉为贽，取雉“耿介”之节。以“雉”名园，既见其文心，亦见其刚直不阿的人格追求。

据其撰写的《雉园志》推测，雉园应该位于如今崇礼街之南，南城墙以北。如今我们站在这里举目四望，早已不见半点园的痕迹。而园的记忆，也只能在《雉园稿》中寻得蛛丝马迹。提到《雉园稿》，不能不着重介绍一下它的作者——傅梅。

傅梅，字调卿，号元鼎（一说字元鼎），晚年自号简翁。其父傅来鹏，官至扬州知府。据傅梅自述，其父于嘉靖四十四年春闱期间梦到一位自称山人的异人入室，数日后家信至，报第四子出生，遂取名“山子”，后改名为梅。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似乎也预示了他一生不平凡的路途。《顺德府志》称其“尚风仪，异才，大志，外倜傥，内刚正”。万历十九年中举，此后四上春官不第，他不由感叹“久待公车，不觉颠毛短矣”。然而，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往往在逆境中更能彰显价值，就如苏轼，无论贬到哪里都能留下诗文与政绩。傅梅亦然，学业不顺、朝局的晦暗并不能掩盖他的光芒。

傅梅以举人身份授登封知县。在任上，他政绩卓著。乾隆九年《登封县志》载其政绩：“发奸摘伏，远近有神明之称；清义仓之蠹，躬赈穷乡，两年旱，民不苦饥；待士有礼，文会中赏识不群。”更重要的是，他广搜博览，纂集嵩山地理、历史、人文史料，撰成《嵩书》十三篇，至今仍是研究嵩山文化的重要文献。晚明文学家李维桢为《嵩书》作序，称其仿《史记》八书体例编纂山志，有首创之功：“嵩山有书自元鼎始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收录此书并撰有提要，对其价值给予肯定。此外，傅梅还写下大量描绘嵩山的诗文，计有数百首，并将太室山补足三十六峰，终使嵩山“二室各三十六峰”的七十二峰格局得以确立。可以说，在登封的岁月，是傅梅一生中最为舒展的日子——政务得心应手，文思如泉涌，嵩山的云霞草木，都化作了他的笔下烟云。

万历末年，傅梅调任刑部主事。适逢“梃击案”发，朝中大臣多知此案牵涉郑贵妃与太子之争，纷纷回避。傅梅不然，他发现审案有疑，力主重新会审，真相大白后又唯恐犯人被调包，亲自到场监刑，因此得罪外戚郑国泰，终被罢官。天启年间复起，在南京户部任职。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迁台州知府，到任当年即遇兵变，他“闭城固守”“遣壮丁绳城，擒悍兵……杖毙之”，平定民乱，“保全一城百姓”。

他一生起落浮沉，雉园的草木也跟随他度过枯荣。罢官归乡时，草木以葳蕤姿态慰藉他；赴任远行时，草木以芬芳欢送他。雉园的草木是最有情的，耐心等到他辞官回乡，不再远去。草木与老人，便成为这园中固定的风景。草木以为会一直相伴下去，然而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冬，清军第五次入关，次年春攻顺德府，傅梅捐白银两千两佐知府吉孔嘉守城。城破之时，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仍站在南城门上拔剑怒骂，遂壮烈殉国。从此，关于他的记忆只能在流传的文字中寻找，《明史》卷二四一有传，《嵩书》中亦可见他的足迹，而最能够窥见其内心世界的，当属《雉园稿》。

《雉园稿》刊刻于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，历经坎坷。如今，隔着屏幕，我们再读此书，仍能清晰看到那些刻工整饬的明体字，仿佛触摸到四百年前邢台文人的呼吸。《雉园稿》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卷，春夏为诗，秋冬为文。一百九十五首诗，二十篇文，这便是傅梅留给世界的一切，也是我们走进其内心的窗口。